有国内学者指出：历史不是真实,历史不是真理。历史从来不是客观的记述,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。这这句话出自瓦尔特·本雅明的《历史哲学论纲》。在这本书中,本雅明对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深层探讨。
本雅明说,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,于是,历史就成了胜利者的宣言,而那些失败者和边缘群体的故事,却往往被遗忘或掩盖。
中国历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李世民,在这上面,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。很多研究表明,李世民可能在贞观年间对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,这可能改变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。而后来的国史,以及《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,都可能受到了这种影响,从而使得唐初的部分历史真相,从此变得模糊不清,争议不断。
就拿晋阳起兵来说,终于在中外学者的就觉下渐渐明朗起来。
学者们对于唐代初年的史料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详细研究,得出这样的别样的结论：
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。突出地颂扬李世民,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,或者被埋没,或者被歪曲……（赵克尧、许道勋《唐太宗传》）
新的研究表明,李世民,其实并非如旧史籍中塑造的那样无所不能。而李渊,那个被描绘成猥琐不堪的配角,实际上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。这不仅仅是对两位历史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,更是对我们认知历史的一次深刻挑战。
唐朝建立,开始于晋阳（太原）起兵。
这是一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,无论持任何观点,从任何角度看,对这一事件的标志意义,都是无法否定的。
晋阳（太原）起事,是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推翻隋朝的起点事件。
隋末,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,大业十一年（615年）,杨广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,不久又任李渊为太原留守。这样安排,一是为防备北面的突厥,二是为镇压晋阳（今山西范围）境内的农民起义。其时,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,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,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。
李渊意向有大志,移官太原后,眼看到隋朝即将败亡,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。他身边的裴寂、刘文静和李世民也纷纷建议他起兵举世。到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,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呈燎原之势,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击各个武装集团。李渊觉得时机成熟,就在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在晋阳起事。
在李世民、属官裴寂、刘文静等人帮助下,李渊先是诛杀了杨广派来监视他的王威、高君雅。让刘文静出使突厥得到了始毕可汗的支持,派李建成、李世民夺取西河郡。大业十三年六月,李渊自拜大将军,以李建成、李世民为左右大都督,以李元吉为中军,留守太原。李渊兵发长安,在霍邑大破隋将宋老生,后来李渊的军队又在河东受阻于隋将屈突通。李世民率部队渡过黄河平定了关中,请李渊带兵入京。
大业十三年十一月,李渊攻克长安,立代王杨侑为皇帝,尊隋杨广为太上皇,李渊自拜大丞相、唐王。第二年三月,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,五月,李渊废黜杨侑,称帝,改国号为唐,唐朝建立。
这是晋阳（太原）起兵的经过和结果。那么,究竟谁是晋阳（太原）起兵的核心人物历来都有两种说法。从正历史角度,更倾向于主谋是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李世民。
为什么这么说
笔者想,大致有以下一些理由。首先是正史记载。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以及《资治通鉴》这些正史中均记载晋阳起兵的主谋是李世民。这些记载显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扮演了首谋的角色,他从小见识过人,有安天下之志,暗中结交了一批反隋义士,以图大事。
再者是李世民的影响力。李世民在晋阳起兵时虽然年纪轻轻,却已显示出非凡的决断力和军事才能。他不仅支持父亲李渊的决定,还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起义。在起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展现了非比寻常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。
还有就是李世民的政治需要。李世民的皇位是通过玄武门之变,杀兄逼父得来的,为了树立自己一代明君的形象,他动用了权力干预史官对历史的记载,将自己在建立大唐过程中的功绩夸大,贬低与抹杀了很多高祖李渊、太子李建成的功绩,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说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。
史书的倾向性也是一个原因。由于李世民后来成为了唐太宗,并且有着优秀的执政表现,史官们可能在撰写史书时,有意无意地突出了李世民的主动地位,将他塑造成起兵的精心策划者,使他成为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。
也有可能是对史书的进行了修改。有研究指出,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,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。这可能导致了后来编修的国史,以及承用国史的两《唐书》,包括更来的《资治通鉴》皆因袭而不改,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。
很多历史记载将晋阳起兵的主谋归为李世民,这与正史的记载、李世民个人的影响力和政治需要、史书的倾向性和可能的史书修改有关。然而,也有学者通过对史料的重新研究,提出了不同的观点,认为李渊才是晋阳起兵的真正决策者和主导者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晋阳起兵并非李渊之本意,而是李世民利用形式,强逼所为。当时刘文静受李密牵下狱。在狱中,刘文静对李世民提出了入关中,夺天下的战略规划。李世民说,君言正合吾意。这说明李世民早有起兵的想法,他开始私下里谋划部署,渊不知之也。李世民还通过刘文静结识了裴寂,两人合谋,以晋阳宫人侍渊。醉酒之际,裴寂劝说李渊在晋阳起兵。
从这里的史料来看,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,李渊只是被动胁从,这会是真的吗
笔者以为,可能性很小。
站在李渊的角度,他对起兵的态度是认真的,也是积极的。
关于李渊起兵,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与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截然不同。李渊当时认太原留守,李建成等还在河东。李渊对李世民说:隋历将尽,吾家继膺命,不早起兵者,顾尔兄弟未集耳,从这里可以见到,李渊有反隋的打算,他只是在等待时机。
把晋阳起兵这样重大事件的发起,完全归功于李渊或者李世民,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。要知道,每个重大历史事件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。晋阳起兵的发起,有李渊父子本身的想法,也有许多他们之外的原因,客观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之使然。
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,李渊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周围及国家形势发展。在大业六年之后,农民起义正纷纷出现时,李渊就针对这一现实,谋划了李家的前途。
那时,李渊为隋朝朝廷的殿内少监,宇文士及担任奉侍,两人深自结托。不久之后,宇文士及跟随他哥哥宇文化及到了黎阳。李渊以手诏召之。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,又使密贡金环。李渊得知宇文士及非常开心,就对身边亲信说:我与士及,素经共事,今贡金环,是其来意也。
宇文化及后来被窦建德擒获。宇文士及投降了李渊。宇文士及对李渊说:臣早奉龙颜,久存心腹,往在涿郡,尝夜中密论时事,后于汾阳宫,复尽丹赤。李渊笑着对裴寂等人说:此人与我言天下事,至今已六七年矣,公辈皆在其后。这说明,李渊很早就注意时局变化了。
一般的正史,很多认为李渊的个人能力很有限,事实上,并非如此。从李渊与他身边人的关系中,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。这里要说到一个人,那就是武士彟,他是并州文水人（今山西省文水县）。李渊早年汾、晋之间行军作战时,常受其接济。后来李渊为做了太原留守,就其说当同富贵耳。从这里,可以看出其实李渊心中早已有起事的打算,同富贵,就是建立起新的国家。
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,深自结托。李靖为马邑郡臣,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,靖察高祖,知有四方之志。以上记载,表明李渊在其周围的人看来,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,只是他不轻易表态,城府更深罢了。
李渊身边的很多人对起兵也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首先是李世民。
李世民在谋划和推动晋阳起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李世民见隋室内乱,有了安天下之心。这时候,有右勋卫长孙顺德、右勋士刘弘基从辽东亡命太原,前来投奔李渊,与世民善。左亲卫窦琮,也亡命在太原,素与世民有隙,每日自疑,然而李世民出入卧内,琮意乃安。这显示了李世民具的亲和力和政治头脑。在他身边,逐渐聚集起来一批亲信。
李世民早有起兵想法。
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而连坐下狱,李世民去探望,与刘文静商量天下事。刘文静说:天下大乱,没有汉高祖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才能不能平定天下。
李世民接着他的说：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事,只是人们不了解罢了。我来探望你,并不是儿女私情,而是想和你商量大事。
这说明李世民早已有了的打算。
李世民请教刘文静怎样收拾天下局势。刘文静认为,此时已天下大乱,只要有一位深得民心的真主,夺取天下易如反掌。
按刘文静的谋划,从太原起兵,半年内攻入长安,然后平定天下。这说到了李世民心里。
李世民利用不利形势,及时对李渊进行规劝,逼他起兵。
李世民认为此天授之时也,李渊很是认同,在这种情势下,对有政治头脑的李渊来说,使他犹豫的就是起兵的时机了。
李世民的一系列行动,加速了李渊的起兵打算。
李渊害怕儿子的急躁会打乱起兵部署,他只能答应李世民。
李渊对李世民说:吾一夕思汝言,亦大有理。今日家亡驱亦由汝,化家为国亦由汝。李世民行为加速了晋阳起兵,这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其次,刘文静是谋划和推动晋阳起兵的参与人之一。
大业九年（613年）,杨广出兵征高丽,杨玄感借机起兵反隋。
李密同杨玄感关系密切,还做了杨玄感的谋士。可起义很快失败了,李密自然成了官府要缉拿的重犯。按照隋朝法律,李密犯下了灭族之罪。
刘文静与李密连姻,因此被关进了太原监狱,判了死刑。对刘文静来说,呆在牢里,迟早都是个死。他想。如果这时候时李渊起兵了,自己也参与了进来,日后不的起兵成功与否,他至少能躲过这一死。所以他想,要设法加速李渊父子的起兵。所以说,李渊有晋阳起兵的计划,刘文静加快了晋阳起兵的步伐。
刘文静为啥能加快李渊晋阳起兵的步伐这是因为,刘文静早看出了李渊造反之心,所以他才利用了这个机会。利用李渊起兵为自己解脱。刘文静在大业末年担任晋阳令,而李渊担任晋阳留守,两人间经常接触,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,深自结托。他还暗中研究了李世民,见李世民而异之,深自接纳。刘文静对裴寂说:此非人,豁达类汉高,神武同魏祖,年虽少,命世才也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了解,因与李密连婚而下狱时,刘文静才敢对李世民提乘虚入关,号令天下的起兵规划。如没对李渊父子平时的观察,没有对时局的准确判断,刘文静的建议只会让他早早明归阎罗。
为使自己逃生,促使起兵加速。刘文静想尽了办法。在狱中,刘文静向李世民建议起兵,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。但两人对李渊的态度不是很掌握。
刘文静知道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,就想通过裴寂来游说李渊加速起兵。于是,他把裴寂介绍给李世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李世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裴寂。裴寂就以晋阳宫人私侍接待李渊,经过几次以后,就现场逼迫李渊起兵。
这时候,突厥来攻,李渊等反突厥不利。杨广遣使来问罪,李渊心中自然有了一些想法。刘文静就抓住机会劝说裴寂,他作为晋阳宫监,他自己也知道用晋阳宫人接待李渊,死罪难逃,所以急切催促李渊起兵。这样,刘文静达成了自己的目的。
所以说,李渊起兵的过程中,刘文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因为刘文静犯了死罪,所以才在李世民、裴寂身上做尽文章,利用他们来造成李渊起兵的现实,使自己得以解脱。刘文静从牢中出来,就参与了招募军队和捉拿王威、高君雅的行动,成为晋阳起兵的领导人之一。
裴寂也是促成李渊起兵的人物之一。
李渊留守太原,与寂有旧,时加亲礼,每延之宴语,间以博弈,至于通宵连日,情忘厌倦。李世民和刘文静正是看到了裴寂和李渊的特殊关系,所以通过裴寂来促使李渊起兵。李世民将自己的计划告裴寂,两人设计了以晋阳宫人私侍李渊。
晋阳宫是隋炀帝的离宫,宫女是杨广私人所有。李渊于是犯下了杀头之罪,裴寂正是想借此来逼李渊起兵,这就出现了裴寂屡趣渊起兵的情形。
看似李渊是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。但事实上,李渊一直都在观望时局。只是李世民、刘文静、裴寂等人急迫,迫使李渊做出了他们希望有的回应。这种情形下,李渊再不明确表态,会怎样其他人可能会越过李渊而起兵,到那时,必然打乱他的部署,整个形势很可能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。裴寂的举动,促使李渊下定了最后的决心,起兵进入到实质的阶段。
李渊身边的隋时旧僚也时加速原因之一。
杨广征东后,李渊收罗了一批隋朝官僚和亡命徒,包括右勋卫长孙顺德、右勋侍刘弘基、左亲卫窦琮等。这些人的加入,一方面表明李渊对隋已存二心；一方面,这些人也和刘文静一样,要加速李渊的起兵。
那时群盗并起,李渊以李世民讨贼为名,在郡县各募兵马。他派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征兵,旬月之间,众至万余人。不仅如此,这些隋朝旧臣,还参与了捉拿王威、高君雅的行动,在起兵之初就起了一定作用。要想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扩大自己的力量,李渊就需要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,然而这些人的加入,无疑会使李渊因窝藏要犯受到牵连,事实上与朝廷形成对立。
对隋廷来说,这些逃到李渊这里的隋庭旧臣,都是缉拿的要犯。做逃兵是死罪,朝廷已经容不下他们,要想活命,唯一的办法就是反隋。这也是当时李渊父子起兵的需要。
晋阳起兵,虽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,可李渊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是处在了主动的位置上,客观上设定了起兵的基调。这从后来攻打西河郡、晋阳誓师等军事行动中就可以体现出来。关于正史中记载的李渊怯懦的形象,估计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而修改史书所致。
所以,晋阳起兵的主谋是李渊、李世民等只是胁从而已。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相。